巴西东北部暴雨成灾至少20人死亡

对于后者，与哲学之间的微妙差别，马克思那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非常能够体现社会理论的目标价值，社会理论并不满足于观察与阐释这个由人构成的社会世界，而在于如何建构和改造社会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社会领域中，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建构。

所谓社会理论法学的衍生进路，是指社会理论法学思想脉络的研究者对这些理论进行拓展性观察、阐释与应用，比较不同的社会理论对于相同或相似问题的研究路径与结论，从而对所研究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从而认知与确定这些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边界和局限性。有一些主题还可以持续性成为研究对象，包括不同社会理论中相同或者相似概念、观念的比较研究，例如卢曼与哈贝马斯笔下的系统比较，韦伯与哈贝马斯笔下的理性比较，针对不同社会理论思想家法律演化命题的比较，以及针对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理性铁笼、卢卡奇的物化、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等概念的比较研究等。

富勒法律的内在道德也就是程序自然法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有暗合之处（例如与拉兹的法治原则相比较），不过这并不妨碍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天然对立，从而构成了法学（源自西方的现代法学）的基本命题。只是，这种对共同的生存意义和现实的理解与寻求，不能有过于强烈的规范性，而无视人类由于空间的因素所产生的生活方式差异。作为社会理论法学的拥趸，总会选择若干社会理论思想家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和切入视角。在这些世界观的叙事中，有不同文明类型对时空、社会、正义、法、秩序观念的最早的认知。当然，就社会理论法学在中国语境中的发轫而言，其学术源头则更为广泛，甚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社会理论中有关法律现象的研究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法律社会学的初步研究，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社会重建运动有关。

也就是说，虽然社会理论法学采取的是外部旁观者的观察视角，但并非完全外在于法学，例如韦伯和卢曼的理论，其所论证的形式理性法的法治模式和作为社会系统的法律，都证成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夯实了法律自治理论，成为法律内在观察的一部分。二、社会理论法学的研究进路 在学术史上，社会理论被认为是对社会世界运行系统 抽象且一般性的反思。国家是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机构，也不存在自身的利益。

而批评立法的任务相当程度地被寄托在自由主义的法益概念之上。在中国行之有效的中药材或中药制品，如果作为药物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贩卖，同样有可能会被视为犯罪行为。立法机关自然应受到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约束，除此之外，很难再设想存在其他制约立法者权力的因素。该报告认为：同性恋是当事人在相互同意状况下，所发生的私人同性恋行为，不应科处刑罚。

此报告在英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即便标榜以个人保全作为正当化依据的德国正当防卫制度，也不得不认可：当现实的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而主管机关在特定场合又无法保护这一国家利益时，为了保护作为主权象征的国家法益，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为了避免法益的立法规制机能空洞化，罗克辛教授曾经提出法益原则具体化的九条准则：恣意的、纯粹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刑法条文，或者违反基本权利的刑法条文所保护的绝不是法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所主张的，除了对个人法益（如生命、人类身体发肤的保全以及自由）的保护以外,刑法在其他方面的正当性都应受到质疑的观点，基本只能视为一个乌托邦。有的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当然应认为无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象征性的刑法规范不具有法益保护的功能。

而且如论者所言这种法益就不值得刑法保护，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是因为没有侵犯刑法法益而无罪。宪法仅说明了什么不能成为法益，却没有积极地确定什么能够被提升到法益的行列。至于属于私人道德与不道德问题，并非法律的事务。近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的活跃化已充分显示出刑法干预性与工具性的增强。

笔者认为，法益并非不能成为批判立法的工具，但其要发挥这种工具效用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迄今为止，学者已经展开不少有意义的讨论，如思考比例性对刑事立法的适用，或者认为单个法益概念担当不起恰当犯罪化的理论任务，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是否可能还有其他的法益概念之外的犯罪化理由。

因为刑法学界除了纯粹一元的规范违反说论者之外，都不否认法益概念本身的解释学重要性。德、日等国的通说认为，法益既是刑法建立刑罚正当化的前提条件，亦是特定行为入罪化的实质标准。

那么刑法在何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处罚这种行为？笔者认为，诸如行为人利用境内外价差，大量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并因此谋取了巨额利益的情况，仍然可以认为其侵犯了市场管理秩序这一公法益，并以非法经营罪对此予以处罚，同时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主张以刑法的某一理论而不是宪法的规定或宪法的共通理论来对立法机关进行限制的构想，明显不妥。当然，立法者所创设的法益既可能是整体性法益，也可能该法益侵害较为抽象或者遥远。法益并非与立法者相联系,相反,应与立法行动相联系。……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集体法益，不同的文献或者表述为整体法益、超个人法益、公共法益、社会法益等等。

进入专题： 法益 立法规则 。……第二，罪名设置存在空间的考量。

当然，能否认为其与法益理论暗合？这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法益的定义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成功而明确的说明一个内涵外延都不甚明了的概念，原本应该是不能提供一个可以在法律上作为基础的和内容上令人满意的界限的术语，但它居然成为了刑法学的基石。

刚刚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98条对假药概念做了修改，将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排除在了假药的范畴之内。药品作为一类特殊的商品，任何国家都有其严格的监管制度。

批判立法的法益思想简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伪民主。由于《刑法》在第141条、第142条中明文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但问题在于，立法者在经过判断之后,将某些利益通过（刑事）法律保护起来,而这些利益就上升到（刑法）法益的高度。并进而认为，从刑事立法看，有些条文变化有过度回应社会民意和政策诉求的嫌疑，比如，危险驾驶罪中的超载与超速入刑、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厘定、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罪的医闹与上访入罪、虐待被监护人员、看管人员罪的立法规定等……有学者认为，若保护的对象抽象得无法让人把握，则该对象也不能被看做是法益。

形成这种罪刑不均衡局面的实质原因，在于本法条将信息网络的正当利用这一过于抽象的法益当作本罪的保护法益。因此，未来人类即子孙后代被主流刑法观点认为应纳入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主体的范围。

因而，基于优越的利益原则，其行为不应当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只有在因为胁迫而产生了现实的恐惧时，我们才能认为，对感情的保护是对某种法益的保护。

这一论断实质上否定了刑法对药品管理秩序这一公法益的独立保护意义，其思想核心还是认为应将药品管理秩序这一集体法益还原为个人健康这种私法益。毫无疑问，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属于更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

顾名思义，法益概念中最简洁的定义是法所保护的利益。而按照论者的逻辑，现实发生的非法经营烟草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没有侵犯到具体公民的利益，从而不以犯罪论处。对立法者产生约束性限制作用的，不可能是教授们的观点，而只能是宪法。反对者则认为随着对一种显著区别于刑法迄今所对付的所有危险的威胁的认识的不断增加，将刑法限制于保护可衡量的（fassbar）法益成为一种毫无希望的做法，因为这种威胁是由人类实施的、对现实生活基础不间断的毁灭。

再如，《刑法》第287条之一第1款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包括发布各种犯罪与一般违法信息的行为，导致发布有关销售毒品、枪支的犯罪信息与销售其他管制物品信息的行为，受到相同的处罚。对于虐待动物罪的保护法益，德国也有法益保护论者认为是合法的感情，即可罚的虐待动物的行为都会产生令人不适的感情。

在宪法积极地认可特定对象的场合,这种认可也不是从刑法的视角做出的……即便是在宪法积极认可一项财富的场合，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立法者有义务以刑法手段保护这项财富。但它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好问题。

正是立法者通过自己的立法活动使社会利益上升为法益……利益之所以成为法益，正是通过立法者的决定而实现的。在法律制裁体系的链条中，将某种行为犯罪化一定要考虑其是否有存在的空间。